据《法制日报》 4月16日张先生两眼通红，神情疲惫，坐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起刑事案件的庭审现场。他，是作为一起“老板杀人案”的关键证人出庭的。
　　北京市一中院不久前制定了关于刑事第一审案件证人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新规定。
　　　
　　尴尬：证人出庭率不到1%
　　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郑卫阳的办公室里，记者看到了这份名为《关于刑事第一审案件证人、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。
　　通读整个文件可以看出，其中的规定具有相当大的弹性，不仅是个“意见”，而且只是“试行”。
　　文件规定，有8种人“需要出庭作证”，包括涉及重要情节的证人、公安人员及鉴定人员以及有关方面要求出庭或自愿作证人员。但作证前提是控辩双方对某些事实、侦查、鉴定的过程及结论存在争议。
　　规定还提出对证人进行尽可能的保护。对不便出庭作证的证人，文件特别设定庭前证据开示程序，由控辩双方对证人进行询问。
　　“我们的用意是尽可能让有关人员出庭作证，尽可能把有争议的事实搞清楚，尽可能让法官对案情心中有数。”郑卫阳说。
　　“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出台规定的，我们认为证人出庭是提高刑事审判，特别是死刑审判质量的关键环节。”北京市一中院主管刑案的副院长吴在存说，“我们准备坚持试行。”
　　据了解，在我国，证人出庭作证历来就是个难题。刑事诉讼法规定“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，都有作证的义务”，但整部法律并不特别强调证人出庭作证，只是要求“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，鉴定人的鉴定结论，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，应当当庭宣读”，经公诉人、被害人、被告人、辩护人的询问和质询，或经有关方面查证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　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由于法律没有特别硬性规定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刑事审判都采取省事的方式，证人大都出具书面证言，由有关方面当庭宣读，证人出庭率很低。
　　北京市一中院有一份统计。该院辖区，即北京市西半部的6个基层法院，2005年度审结的刑事案共5500件，证人出庭案件只有29件，所占比例不到1%。

　　实践：证人出庭可解决诸多问题
　　“审案就是审证据，而证人出庭作证又是审判中显示证据的基本原则。”郑卫阳强调说。
　　“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，书面记录往往过于简单，词不达意，或者书写时考虑不全面。这些都影响了证言的效力，给审判工作带来了困难。如果证人能够出庭，许多问题在庭上就解决了。”郑卫阳说。
　　郑卫阳告诉记者，在那起“老板杀人案”中，被告人用菜刀砍向死者颈部，导致动脉破裂死亡。但对究竟是砍了一刀还是两刀，发生了争议。鉴定是一刀，而从照片来看，像是两刀。因此，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特别强调砍两刀，以期说明凶手故意犯罪，手段残忍。而如果是一刀，则可以看作是情绪失控，情节上显然要轻一些。
　　“在这个案件中，鉴定人员没有到庭。后来法官询问，鉴定人员承认是砍了两刀，鉴定有疏忽。可他的说明不是当庭陈述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法官在写判决书时，只好写‘被告人举刀向被害人猛砍’。”

　　难点：法无硬规定“通知”更无力
　　有法律界人士因此对北京市一中院的规定能否落实存有疑虑。
　　“我们现在是孤掌难鸣啊。”北京市一中院主管刑案的副院长吴在存说。
　　据介绍，由于法律对证人出庭没有强制性规定，北京市一中院的规定也只能停留在“通知”的层面，不可能采取什么制约性手段。目前整个大环境又缺乏证人出庭的氛围，从具体措施到观念意识都有待加强。而证人出庭如果产生较大的费用，法院连补偿都成问题。总之，证人出庭目前很难完全实行。
　　“但是，形势所迫，又必须实行。”吴在存说，“提高刑事审判质量，必须做到证据确凿，证人出庭能推动许多方面的工作，因此应该努力推进这项制度的完善。”